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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山西，从历史看未来 - 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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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杂志

南风窗 2023年 第 21 期
出版时间：2023-10-09

本期文章 我在山西造古建 本刊记者 朱秋雨 发自山西太原、大同、临汾 山西的魅力，在大地之上破土而出。山西人的智慧与乡愁，在榫卯之间浑然天成。

2024-03-05 你我注定在山西电影里成为故人 本刊记者 赵淑荷 发自北京、山西汾阳、山西平遥 那些声名赫赫的中国导演们在空间和地域中把握时代，又在时代的截面中，领着我们去往山西，去向最熟悉的异乡。

2024-03-05 微信：SouthReviews 重新认识山西，从历史看未来 山西历史上的辉煌，并非完全因为煤铁之利或者晋商享有的“国家特许经营权”。开放，是另一个被忽视的原因。

作者：本刊记者 谭保罗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24-03-05

夜幕下的平遥古城（图\视觉中国）


山西，除了和煤炭相关的符号之外，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存在感并不那么强；至少，和长三角、珠三角，甚至成渝地区相比，的确如此。

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上，山西却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数千年历史的底蕴，赋予了这方水土以独特的厚度和温度。

认识山西，首先应该理清一些概念。网络上，有一种“山河四省”的说法，即“山”字头和“河”字头的四个省份（山东、山西、河南和河北）在某些方面有着共同性，因此，被冠以同样的地域符号。

实际上，山西和其他三个省份有很大的不同。无论从地理环境、历史命运，还是风土人情上看，山西都是相对特别的一个。

在地理环境上，山西的版图是高原和盆地的综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这使得它虽然没有沃野千里，但也相对富庶，并且经常得以远离战乱。同时，较高的地貌条件也让山西遭受水患的频率和烈度，远远低于其他三个省份。

水的滋养和水所带来的灾害，往往塑造着一个地域的历史文化内核。因此，山西是不同的。

从历史命运来看，山西位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在古代，跨过朔州和大同向北，将逐渐深入异质文明的腹地。这使得山西在很多历史大事件中，扮演着地域枢纽和文明连接点的角色，最终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为此，山西应该有历史的自豪感。

基于以上两个特点，也延伸出另一个山西的不同。山西的风土文化并非一种纯粹的传统农耕文化，而是富有非常浓厚的商业文明色彩。从煤铁之利，到富有一定现代金融属性的票号，繁盛千百年的工商故事不胜枚举，注定了这片土地的某些不同。

所有这些特别之处，指向了未来。


两大符号，非同一般

醋，是山西排名第一的地域符号，比煤老板更加具有在普通大众中的辨识度。

山西为何是醋的“故乡”？有很多解读。有的说，山西盐碱地多，人们体内碱性重，要用醋来中和。另有说法，古代食盐稀缺，山西人只能用醋来代替食盐，就如同江西、湖南和云贵川居民用辣椒代替盐的逻辑一样。

以上这些说法，并没有确凿的科学依据。从山西的地理条件来看，醋成为区域饮食的符号，是自然禀赋叠加农业生产创新的一种必然。

醋的主要原材料是高粱等作物。对比其他三省，山东、河北和河南拥有更多一马平川的沃野，山西则以盆地、山地为主，盆地种植经济价值更高的小麦，而山地更适合对生长条件更加宽容的高粱。地尽其用，开垦每一片可耕种的土地，发掘它们最大的边际经济贡献，这是农耕时代的必然。

酒和醋一样，高粱是最底层的原料之一。因此，山西不但有醋，也有数千年的酿酒历史和知名的白酒品牌。这并非巧合，而是利用自然禀赋的必然。

因此，醋不单单是一种饮食文化的地域符号，更是一种浓缩了区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行为的终端产品，背后是山西人千年经济活动的缩影。

多山的自然环境，意味着农作物的多样性和经济性高度一致。同时，和河南、河北这种一马平川的四战之地，经常面临大规模的饥荒不同，山西多山的环境也使得这片土地在很多历史时期，能远离战乱。居民在满足自身最低限度的粮食需求之外，还家有余粮，因此，才能为酿酒制醋提供了必要的剩余物资条件。

山西人经济活动的另一大符号是晋商。如果说醋是一种可以穿越时间的符号，那么晋商则更多是历史的回响。当然，我并不是说山西现在没有优秀的企业家，而是说历史上那种区域商人集团控制一个或数个行业，可以一定程度上影响一国财政收支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

晋商主要活跃于明清两朝，进入民国时代，山西商人依然是商界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晋商的代表孔祥熙，还当过民国的财政部长。这是晋商的辉煌在旧时代的最后余光。

在这里，非常有必要回溯晋商的崛起脉络。明朝初年的食盐专营，是晋商崛起的源头。这个时期，山西商人帮助朝廷运送钱粮到边关，获得食盐运营的“盐引”—食盐特许经营权，从而实现了财富的原始积累。家乡独特的地缘条件造就了晋商，山西是明朝防御蒙古的前线，这里驻扎着全国最精锐的野战部队，晋商自然有近水楼台的优势。

进入清朝，晋商并未因为改朝换代而衰落。相反，他们变得更强。清朝初年，山西还出现了“八大皇商”，即清朝皇帝将贸易特权授予八个山西商人家族。一些历史学家分析，在明朝末年，一些晋商通过借道蒙古，向清军运送了大量军需物资。因此，清朝夺取天下之后，便以此表示感谢。

历史车轮向前，晋商传奇持续了五六百年之后，逐渐消散。他们在山西留下了大量奢华田宅，供人凭吊和参观，更在中国古代商业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成为山西最具现代工商文明属性的历史符号。

不过，我们对晋商却有很多误会。


除了权力，还有开放

一直以来，晋商被一些研究者看成是帝制王朝的权力附属物。的确，明朝的食盐特许经营和清代的钦定皇商，无不展示了国家权力对商业成败的决定性影响。然而，晋商并不只有这些。晋商的传奇固然很大程度始于权力，但后来，他们通过自发的经济活动不断进行了 “市场创新”。

帝制时代的中国商业有三大商帮之说，分别是晋商、徽商和粤商。提到晋商，必须要说一说徽商。和晋商一样，徽商的崛起也和盐业有关，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徽商群体在食盐产业领域已经后来居上，大大地超过了晋商，几乎垄断了全国的食盐运输和买卖。为什么徽商如此厉害？

简而言之，其实原因不外乎两个。

首先，明清两朝，食盐官营都是法定的，商人集团只是部分和暂时地代理政府的职能而已。因此，商人的专营权不过是一种残缺的特许权，随时可能因为政治原因被剥夺，这就要求商人集团必须在朝中扶植政府公权力的代理人来保护特许权。显然，徽商和晋商相比，有很大的优势。

所谓徽商的“徽”，并不完全指今天的安徽，江苏的相当一部分土地在明清时期和安徽属于同样的行政区，也都被看作是徽商的故乡。这一地区的特点是有浓重的耕读文化，读书人众多，参加科举考试，最终在朝廷为官的人远远超过山西地区。因此，徽商更容易在政府中培养商业利益的保护者。

但包括山西在内的中国北方地区，在明清的科场竞赛中，一直都远远落后于江南地区。这也决定了食盐特许经营这种生意，徽商后来居上是地方政治力量变化之后的必然。

徽商超过晋商的另一个原因是，晋商发现了新的机会。

明清两朝是中国帝制时代最为封闭的时期，在东南沿海，朝廷绝大多数时间都严格实行海禁。在北方，边境贸易反而更加活跃，山西商人对此功不可没。山西商人出大同，深入草原和大漠，进入新兴的俄罗斯帝国，把中国的茶叶运往莫斯科，甚至圣彼得堡。

如此艰巨的长途物流，自然催生了分担风险的商业机制，以及跨越时空的资金融通需求。西方近代工商文明的崛起，一是依靠股份制，二是依靠银行来解决这两个问题。而在中国，山西票号很好地回应了这些历史性的需求。

比如，电视剧《乔家大院》就有这样的桥段，大东家病重身亡，“股东”纷纷上门讨债。当然，当时的山西票号所采用的“股份制”恐怕并非真正的股份制，而更多是一种兼具债权和股权的混合模式，但这无疑是一种划时代的创新。

另一部讲山西商人故事的影视作品是《大盛魁》，这家“企业”更加厉害。他们把资金融通的生意做到了乌里雅苏台、西伯利亚和莫斯科。从山西出发，大盛魁货物和资金的足迹，几乎贯穿了整个欧亚大陆的中部地区，犹如亚洲内陆的中国版东印度公司。

从盐商到票号的晋级，是晋商一次划时代的转变，它意味着晋商的生意固然还带有政府特许的色彩，但这种色彩并非全部。晋商充分利用了明清两朝尤其是清朝中期之后，中国北方陆地“对外开放”的历史机遇，进行了诸多商业技术创新，并且非常富有现代意义。对比同时期西方的工商文明崛起，也是一种呼应。

因此，可以说，除了对帝制王朝权力的亲近性之外，对外部世界变化的开放性，也是晋商崛起的重要原因。这种品质，现在的山西也依然需要。


山西太原宝源老醋坊，身着古装的工人正在进行醋的原料发酵翻缸（图\视觉中国）


继续连接，吸引要素

从晋商勃兴的明清，再次往前回溯历史，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的北方在连接中原文明和异质文明的时候，除了长安、洛阳这样的首都之外，山西是独一无二的连接点。北方其他地区从来没有超越过山西。

这种连接，极大地推动了中原社会、文化和技术领域的进步。例子实在太多。

战国时代，“胡服骑射”即发生在山西，这是中原文明在军事技术领域的革命性事件。

在北魏时代，孝文帝的迁都路线，基本上就是从山西最北部的平城（现为大同），迁到洛阳，从北向南贯穿了整个山西高原。孝文帝南迁，极大地推动了民族融合，来自北方民族的新鲜血液注入了中华民族的肌体。

以上这些事件和故事，统统指向了山西开放和连接的属性。实际上，在明清之前，中国的北方内陆地区和外界连接只有两条路，一是陆上丝绸之路，另一条就是从山西高原往北，深入草原和大漠。如果说前面一条路注重财富的转运，那么后面一条则同时兼顾政治和商业的交汇。

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山西的过去都充满了信息量，它不像拥有长安的关中平原那样光彩夺目，却给人一种无与伦比的厚重感。

从历史中走出来，从晋商的余晖中走向现代工商文明的过程中，山西的确不再那么突出。究其根源，在于山西曾经拥有的两大优势已经消失。

一是随着航海时代的到来，山西曾经作为中国核心地带连接外部世界陆上枢纽的地位不复存在。二是全球化的浪潮，改变了全球要素市场的内部结构，巴西的铁矿、澳洲的煤炭，不断压低着大宗商品的价格。包括山西在内，全球很多过去拥有煤铁之利的地区，早已不再那么无可替代。

目前，山西经济的确处在深度调整中。2023年上半年，山西省地区生产总值为11688.5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7%。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水平低于全国均值。同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5%。但山西并非没有机会，而且，山西已经找到了牵引发展的“牛鼻子”。不妨选取两个截面：

一个地区的发展，从空间维度讲，必须有中心城市对区域进行辐射和带动，无论是长三角、珠三角，还是成渝的崛起，都是这个逻辑。

目前，山西还缺乏这样的城市。以省会为例，太原人口不过500多万，而“山河四省”中的其他三个省会，即便是人口最少的济南，也超过了900万人。山西已经行动起来。不久前，山西出台了有关意见，支持太原市建设国家区域中心城市，提出太原要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等多个方面当好“龙头”。

除了城市，区域发展的另一大维度是产业。

面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长期不可逆变化，山西明确提出破除对资源型经济的依赖。为此，山西结合现有禀赋优势和产业趋势，早已明确提出围绕新能源汽车等10大重点产业链做文章，引导优质的要素资源向这些产业集聚。

山西历史上的辉煌，在于它的开放，在于它懂得利用自己的禀赋，通过跨地域的融通，去吸引要素，创造财富。千年以来，一脉相通。

有历史厚度的地方，总是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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