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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回实验室，她们的抗争 - 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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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杂志

南风窗 2024年 第 13 期
出版时间：2024-06-17

本期文章 女科学家，一代耀一代 梦想、行动、冲锋，科学之光一代耀一代，这就是女科学家榜样的力量。 梦想、行动、冲锋，科学之光一代耀一代，这就是女科学家榜样的力量。

2024-06-17 学理科的女生们，跨过“性别天赋”的门槛 本刊记者 祝越 图 ∣ 本刊记者 郭嘉亮 人们关于“谁有天赋”并无定论，相较而言更为清晰的是，“人们相信谁有天赋”。对于不被相信的人来说，“天赋”一词意味着压力。

2024-06-17 微信：SouthReviews 夺回实验室，她们的抗争 历史上，无数女性科学家的成就被遗忘、被边缘化，类似的案例，已不胜枚举。

作者：本刊记者 何承波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24-06-17


一个世纪过去，女作家争取“自己的房间”，有了长足进步。但女科学家，并未见得争取到了自己的实验室。

2023年10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卡塔琳·卡里科。如果没有她，就不会有mRNA疫苗。但大部分时间里，卡里科都在争取实验室和研究经费。她一次次被赶出实验室，只能依靠资深科学家的收留，才得以将那项了不起的研究持续下来。

这位疫苗英雄，长期是学术界的小透明，没有自己的实验室。

“自己的房间”，出自女性主义作家，伍尔夫。她看到女性身上有一种高度发达的创造力，只要给她们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便可施展才华。毫无疑问地，女科学家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实验室。

与文学生产的私密性不同，实验室之于科学家，意味更复杂。那里既是物质情景，也是一种社会情景。仪器设备、装置、材料、学术期刊和书籍、经过专门训练的技术人员，以及最重要的经费，共同交织于科学研究的各个环节，依靠根深蒂固的知识权力体系运作。

在这个小小空间里，这套体系构筑了一种阶级和性别的秩序，而在人类的大部分时间里，女性都被抛诸界外，沦落于知识生产的边缘环节。所以，我们很难在科学史上看到女性的身影。

女性天然不适合科学研究吗？答案是否定的。问题在于，这一切是如何精心构建的。


无名英雄

现年69岁的卡里科，来自匈牙利，辗转于各个实验室，始终没有拿到宾大终身教职，年薪从未超过6万美元。她一次次写资金申请书，一次次被拒，“我想，我至少被拒绝了24次”。她还说：“但我一直在努力，因为每一次我都想弄明白，他们为什么拒绝，我怎样才能改进。”

30多年来，卡里科犹如学术界的透明人，但她从未言放弃。她对mRNA始终抱持近乎执着的迷恋，以及天马行空的创意。比如，她希望将人工合成的mRNA植入细胞，诱导其制造蛋白质，并憧憬着心脏病、中风等相关疾病的新疗法，甚至还想过延长人体细胞寿命。她逐渐相信，以正确的方式修饰mRNA后，可以将人体变成自己的“制药厂”，生产出量身定制的精密化合物，治疗因缺乏某种蛋白质（可能是酶或激素）而引起的任何疾病。

但上司很快对这位助理教授的异想天开感到了厌倦，将她降职，剥夺了她的研究经费，切断了她对实验室的控制权。她一度窘迫到订不起学术期刊，只得排队去影印—也是在等待影印的一次闲谈中，她结识了重要的研究伙伴，后来与她一起获得诺贝尔奖的宾大教授德鲁·魏斯曼。

2005年，一项开创性的研究—关于核苷修饰的发现，终于出炉。卡里科团队基于mRNA开发的疫苗，几乎可以100%保护实验动物不受感染。而这种疫苗极具灵活性，只需要读出病毒的基因序列，科学家们可以利用该代码，找出基因组的相关部分，用化合物构建相应的mRNA，然后将其放入脂肪泡中，新疫苗就诞生了。

其前景，不只在于对抗病毒，还将在癌症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但在当时却备受冷落。卡里科遭到各大顶刊的拒稿，尽管最终发在《免疫学》上，但还是无人问津。如此又过了15年，新冠病毒在全球暴发，她的研究终于被人从故纸堆里翻了出来，为辉瑞和Moderna等的mRNA疫苗打下基础。直到2023年，诺贝尔为她加冕。


愤怒的卷尺

关于实验室，南希·霍普金斯也很愤怒。

作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分子生物学教授，她竟然深夜拿着卷尺，在校园各实验室里爬来爬去。

这场偷偷摸摸的测量，最终得出一个结论：每个人的实验室，都比她的大—即使是一位男性青年教师，其实验室面积也是她的两倍。

这是南希在1994年进行的著名“卷尺实验”。随后，她联合校内15名女性学者，向院长罗伯特·比尔吉诺发出联名信，陈述了麻省理工如何在实验室空间、研究经费上歧视女教师，甚至让她们面临性骚扰。

此后，麻省理工史无前例地道了歉。

南希并非有意成为一个抗争者，她是被逼到了这一步。1963年，即将进入拉德克利夫学院就读本科时，南希便被双螺旋的优雅震撼。她在一个生物学入门讲座上，听着她未来的导师，刚获得诺贝尔奖的“DNA之父”詹姆斯·沃森描述DNA的精妙设计，这种简单和美丽让她惊叹不已，霍普金斯决定将毕生精力献给科学事业。

她信心十足，在《拉德克利夫季刊》一篇文章中，她写道，女性科学事业的主要挫折是生孩子，如果女性不生孩子，她们应该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

但现实比她想象的要复杂、残酷。20多年过去，性别身份给事业带来的困扰，是极其显著的。即便她发了论文，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成就。作为助理教授的她，在男性博士后的眼里，却不是一个老师，更像是技工。她调制的试剂，可能被学生们肆无忌惮地使用，而自己则需要排队很久才能用上实验设备。

她说自己一直忍气吞声，不想变成一个难搞的人。当上副教授后，当她想申请更大的实验室时，她不仅被拒了，还被质疑能否管理那么大空间。愤怒之下，这才有了著名的卷尺实验。

马里兰大学教授、微生物学家丽塔·科尔韦尔在回忆录《一个人的实验室：一个女人在科学界遭受性别歧视的历程》中称，即便到了彰显性别平等的今天，科学事业依然很保守。2000年以来，美国的科学和工程专业女性博士占了一半，但她们只能拿到39%的博士后奖金，只能获得18%的教授职位。

丽塔读研究生时，为了找到一个支持她的导师，不得不换了7个专业，横跨化学、英国文学、细菌学、医学、遗传学。最后为了立足，她只好找了个极其偏门的学科—海洋学。也是机缘巧合，她在研究海洋细菌时，意外发现了霍乱大流行的真正原因。

但回想当时，当她申请细菌学研究生的奖学金时，一位男性教授直言系里不会把职位浪费在女人身上。这是基于一种被构建起来的文化：认为大多数女性不适合从事科学研究。


夺回实验室

在修辞学上，科学是理性的、硬核的、竞争性的，因而是男性化的。即便在今天，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了，有了更高的就业参与，但她们所从事的工作，依然被限制于一种成规，即那种感性的、软性的、纤细的工作。

“你不适合”或“你不喜欢”的社会成规，几乎能在所有女性科学家的传记中找到，它们不分文化和地域。

1870年，美国妇女参政论者、废奴主义运动家玛蒂尔达·乔斯林·盖奇，写了一本小书，名叫《发明家女人》。书中，她驳斥了女性没有创造力和科学才能的社会谬论：“这种说法是轻率或无知的。传统、历史和经验都证明，女性拥有这些能力的程度无与伦比。”

约一个世纪后，科学史研究者玛格丽特·罗西特翻到了这本书，她发现，书中提及的女性科学家的成就，早就被忘得干干净净。

那是1960年代末，罗西特在耶鲁大学读科学史的研究生。她时常参加系里教授和同学们的聚会。某次她向教授们抛出一个问题：有女科学家吗？答案是没有。有人提到了玛丽·居里，两届诺贝尔奖得主，但教授们认为，玛丽不过是她丈夫的助手。罗西特一言不发，她认为这不是个可接受的话题。

此后，罗西特辗转各地档案馆，挖掘那些被遗忘的女天文学家、女物理学家、女化学家、女昆虫学家和女植物学家的生平。当她把目光聚焦于二战前后，她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悖论。

两次世界大战，极大提高了欧美各国对女性的动员。在英国，妇女进入皇家海军服役，她们开始操纵高射炮，开飞机横跨大西洋，在工厂里制造弹药。战争结束后，她们也没有回家过“家务佣人”的生活。美国同样如此，战时，女性力量被动员，她们可以从事任何事情，被招募到高度技术化的军工综合体。一时间，科学领域的女博士创了新高。

来到战后，美国的富裕与增长，并没有让男女科学家平等受益，甚至，没等这股热潮结出硕果，女人们便从实验室消失了。

罗西特尝试给出解答。男性从战争中归来，重新确立了自己的职业等级地位。年轻的男性科学家，重新回到了实验室，拿回了属于他们的机会和地位。战时主导文理学院招聘的女性，也很快被取代。另一边，战后30年里，大多数女子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和家政学校都关门大吉了。女性并没有被纳入新型的男女同校的教师队伍。她们被要求回家带孩子，以应付婴儿潮的繁重家务与养育义务。

婚姻是一个很隐秘的因素。罗西特写到，战后大多数校园都恢复了婚前禁欲，单身女性怀孕会被开除。这种模式证明，历史的转变存在某种蓄意而为。

这便是罗西特在《美国科学家》所揭示的：“有许多历史上的和当代的女科学家都遭遇了被忽视、被否认或以其他方式被一笔带过，似乎有一种与性别有关的现象在从中作梗。”

回头来看，这是一个短暂倒错的历史图景，本质上，它属于历史的偶然。战争搅乱了科学领域的性别权力秩序，一旦人类社会回归常态，秩序重新恢复。


女性科学史，冷门学科

“玛蒂尔达效应”这个概念，指向一种系统性的“忽视”。

这出自罗西特1993年的一篇文章，《科学中的玛蒂尔达效应》。历史上，无数女性科学家的成就被遗忘、被边缘化，如核裂变的主要贡献者，莉泽·迈特纳，并没有被同等地授予诺贝尔奖。再如吴健雄，用实验验证了杨振宁和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的假设，但这段故事却被尘封在历史的抽屉里。

有意思的是，“玛蒂尔达效应”被广泛引用，但如果你单独搜索罗西特，会发现，两个词条几乎不会产生交集。

这何尝不是一种映照？罗西特的科学史著作，鸿篇巨制的《美国科学家》三部曲，多年来也是无人问津。或者说，女性科学史，本身就是一个冷门学科。

更进一步，还存在一种可称作“玛蒂尔德悖论”的认知陷阱：越是被忽视，科学史就越难以彰显女性榜样。越是榜样的缺失，就越加剧了女性不喜欢或不适合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刻板印象。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提出的“马太效应”，也适用于科学领域的性别差异。

除了丽塔·科尔韦尔那部回忆录，《一个人的实验室》还有另一部同名的科学史著作，来自历史学家帕特里夏·法拉。在书中，拉法同样描述了20世纪初的英国，战争中女性被大规模动员，进入了军工厂和军事部门，从事药物合成、密码破译等工作。热潮之下，不分男女的芸芸众生沉迷科学，俯身钻研地质学，抬头遥想宇宙学，在植物学中流连忘返。

跟美国一样，这股热潮也在战后消散了。

但它留下了启示：只要环境、教育政策和文化规范允许，任何女孩，都可以渴望拥有一间自己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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